原標題：意味深長的文化符號

　　商務印書館研究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已逐步成為近現代中國文化史、文學史、出版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探討的視野也越來越開闊，逐漸擺脫了紀念模式，轉而從文學史、文化史的歷史進程來思考問題。文娟博士的新作《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小說》，是這方面的最新成果。

　　中國近代小說的發展，有兩個關鍵詞已經獲得了研究者的高度認同，一是上海；二是出版。小說與上海的關系，在上世紀上海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團隊撰寫的《上海近代文學史》中，有不少精彩的論述。人們通過小說史的研究，第一次意識到文學史上有海派這樣的真實存在，也就是說，上海作為一個地域空間，為小說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價值形態，奠定了基礎。在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的文學價值世界，詩與文的形式，一直以來占據著主導地位。而近代以來，小說逐漸興旺起來，從一種流行文體上升為主流文體和代表性文體。這一轉變，與上海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凸起，基本是重疊的。有大量研究材料證明，近代以來絕大多數小說作品的發表，是在上海，眾多小說作者也是到上海來謀求發展。這些材料和文學史現象告訴我們，上海與中國近代小說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密切。至于為什么小說家愿意來上海謀生，為什么小說文體會在上海興旺發達，這其中的緣由，與出版業集中于上海有著密切關系。 《申報》最早的征文廣告中，明確指出，眾多文體中，唯有小說可以獲得酬勞。這種商業贏利的稿費支付形式，在給予小說作者以經濟回報的同時，也在文學體制上破除了傳統文學的功名利祿的觀念。以商業出版的方式直接介入文學的生產和寫作，這樣的模式，可以說是開創了中國近現代文學的一條新路。

　　在追溯中國近現代文學的歷史起源時，以往習慣的做法是從一個具體的歷史事變和事件開始，將前后文學的歷史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但在商務印書館研究上，我們看到，印刷出版企業介入文學期刊和書籍的出版以及拉近作者、讀者之間關系的現代文學方式，是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前。如果說，五四新文學提供給文學生產和傳播的核心要素，是白話、期刊、大學等，那么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文化產業活動，早已經將這些核心要素融入到企業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推廣中。這方面內容，在諸多與商務印書館相關的研究中都有涉及，只是有的研究者偏向于史料的鋪陳，而有的研究者精于要素和觀念的提煉。我這樣強調商務印書館研究的特殊意義，是希望研究者能夠廣泛意識到商務印書館研究對于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文娟博士的《前“五四”時代的文化符號：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小說》在理論表述上，可能沒有特別強烈的訴求，但在材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借助史料梳理出來的小說史發展脈絡，是有助于人們改變對原有的文學史觀念的認識。譬如，商務印書館對于小說出版的重視，很多回憶文章和研究者都提及，但具體情況卻是朦朧而模糊的。文娟根據當時報刊的圖書廣告，統計出早期商務印書館在小說出版方面的具體情況，這是一種非常扎實的工作，即便是在大數據盛行的今天，這種統計還是需要專業人員用心研究，才可能有這樣的進展。文娟的研究以史料見長。所以，該書在論述商務印書館與近代小說發展的同時，作為附錄，是商務印書館小說出版的編年。這兩者對照閱讀，給人的印象更加深刻。（楊 揚）

　　（作者系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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