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博物館與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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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昱

早在公元前307年，斯里蘭卡天愛帝須國王統治期間就建立了自然保護區，開始關注人類社會進步和自然保護之間的平衡關系。18世紀末工業革命后，城市規模迅速擴大，生活條件惡劣、貧富懸殊、傳染病蔓延等各種城市問題也隨之而來。霍華德的“花園城市”理論、沙里寧的“有機疏散論”和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生態學”理論都致力于剖析城市過度發展過程中的工具理性與自然和人性的沖突。人文理性的回歸迫在眉睫，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亟待重置。

今年“5·18”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為“博物館、可持續性與美好生活”。“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由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于1987年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首次提出，系“在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情況下滿足當前需求的發展”。2015年，聯合國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文化納入社會和經濟包容、環境可持續性政策之中。人類需要利用文化的力量來設想和塑造一個更包容、公正和公平的世界。博物館作為重要載體，當積極參與其中。這或許也是今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再一次聚焦可持續和美好生活的原因。

博物館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聯系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社會在其歷史進程中定義了社會價值觀，從而確立了社會成員所接受的文化習俗，形成了社會文化特征。通過產生文化，人們改變和適應周圍的環境，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中留下有關生命、自然和科學的豐富文化遺產，并賦予其多層次的價值。

現代博物館是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18世紀啟蒙運動和19世紀民主制度共同作用的產物。18世紀后期，博物館開始走進公眾生活——美第奇家族將四百多年來積累的全部藝術遺產捐贈給政府，1795年，烏菲齊宮作為藝術博物館向公眾敞開大門。

近幾十年，博物館進一步確立了“社會服務”的職能。作為值得信賴的知識來源，博物館越來越被認為能夠廣泛保護人類文化和自然遺產，為社會不同群體提供多元化的學習和社會參與渠道。博物館對自身藏品展開學術研究，支持可持續的文化遺產旅游，為解決人類面臨的生態和社會危機發聲，在外部合作網絡建立的過程中直接發揮領導力或通過協作強化伙伴關系，確保相關資源在當下和后代都可及可用，形成了公平性、持續性、共同性等可持續發展特征。

博物館有義務采取一切可能的保護措施，使藏品更久遠地傳諸后世。有賴科學技術的發展，博物館極大助益了自然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記錄，為公眾提供更多了解和接觸遺產的機會。如敦煌研究院在1990年代初就開始了“數字敦煌”的實踐探索。而教育和研究領域的變化也促使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從保守的精英主義傾向中解放出來，轉向為社會和大眾傳播知識。

博物館是城市和社區中的一種“舒適物”設施——特里·克拉克認為，博物館與其他舒適物以組合的形式，共同賦予了城市生活以意義、體驗和情感共鳴。

博物館能夠助力形成一個知情的、可參與的文明社會，提高公眾的“自我治理”能力，促進社會整體關系向著良好方向發展，為公眾創設更美好的生活環境和更廣泛的社會福祉。拉美地區博物館界的《圣地亞哥宣言》（1972）即探討了博物館如何介入社會環境、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將博物館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態工具”。面對環境與氣候變化、移民、不平等、人口老齡化等當代社會諸多問題，博物館都有所表達。如采用舊城改造遺留下來的舊磚瓦、陶片建造而成的寧波歷史博物館，展示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理念；如故宮博物院的“零廢棄項目”，帶動工作人員、觀眾和導游等社會公眾共同參與故宮的綠色發展；再如廣西博物館組織的“桂繡”培訓，推動少數民族傳統技藝的生產性保護與推廣性傳承，為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現代物質文明條件下的可持續傳承提供了可能。

在服務現代社會多元人口方面還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英國博物館協會發布的《作為福祉空間的博物館》報告。協會為其會員博物館羅列了一份關于健康和福祉的清單，涉及精神健康、老年人與邊緣人士福祉、學習能力障礙與康復等，推動各類博物館為這些人群提供更廣泛的福利。

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先具備可持續的文化思維，博物館和文化遺產教育是讓人們意識到保護和平衡利用資源的絕佳方式，如何寓教于博物館這一現代社會的獨特組織，促成美好生活，將是探索的持續重點。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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